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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工艺美术的形象特征
(1966年——1976年)
文化大革命十年,上海工艺美术学校遭受巨大损失:优秀教师流散,大量师生作品被毁;学校教学原则一度被否定,1972年5月,学校被迫停办。
未完成的丹塔木雕《文攻武卫》,标注了工艺美校曾经经历的非常年代。
1973年10月,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假址嘉定外冈原“社会主义学院”复办。
复办后学校首届招生八个班共一百十二名学生,之后的三届又补充了二百多名学生。专业设置覆盖“文革”前的玉雕、牙雕、黄杨木雕、漆雕、工艺绘画、玩具,新增了白木雕、家具专业,将过去的织绣专业细分为刺绣、绒绣、地毯三个专业。仍以特种工艺美术设计制作人才培养为主的专业布局继承了工艺美校办学初期的教学主导思想,但75级家具专业的出现可以被看作学校对工艺美术人才市场结构变动信号的积极回应。
从学校复办至八十年代初的近十年间,工艺美校虽地处市郊,四处桃花簇拥,却并非“世外桃源”。除上承传统办学思想外,注入工艺美术教学的新因素主要有“开门办学,反映工农兵生活”;探讨工艺美术创作中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工艺美术形象特征的深入讨论等。
“开门办学”对教学的渗透,表现在学生走出校门的劳动生活体验进入课程,基础美术和专业技术训练以创新设计为核心展开。玉雕《人欢鱼跃》,牙雕《展宏图》,黄杨木雕《一根扁担连城乡》等,都是学生在一段时间相关生活体验之后,在美术教师、专业教师帮助下,自己设计并自己制作完成的作品。用特种工艺材料反映现实生活,存在的问题很多;但当时学生作品透露出的对生活的热爱,年轻朝气的进取精神令人难以忘怀。

在较为深入的创新设计探讨中,工艺美术题材与形式如何相得益彰,传统工艺美术中积累下来的题材选择、材料处理、技艺表现、意韵追求等优良传统如何在创新设计中彰显,成为学校师生在创新设计不断深化过程中遭遇的新课题。工艺美校一批刚刚留校的青年教师责无旁贷,开始反思工艺美术创新生存应具备的特殊性。他们与学校师生共同切磋,共同动手实验,创作出一批具备丰富语义的新时代工艺美术品。
宋立成七十年代末拉锯挥锤,开工汉白玉《菩萨》。菩萨静默伫立,广额丰颌。线面体高度凝练;只人物微微起伏的体态,传达着汉唐雕刻久违了的生命呼吸。
王敏的玉雕《出击》,气势凌厉。年轻的游击队员撑蒿跃起芦苇丛中,人物动态、造型取势背后,是作者表现视觉形式的“力”的尝试;玛瑙《酒仙》注重“相料、依料”设计,在抽象的原料形态中“见出”灵感意象,着刀寥寥,既“中经首之会”,又恣意率真,介具象与抽象之间,神完气足。
赵丕成的《松鼠葡萄洗子》创造性解读原料杂色特性,设计一棕、一黑两只小松鼠嬉戏在展开的蓝绿色葡萄叶上,一疏一密,亦动亦静,变瑕疵为神奇。《猴桃水盂》“小料大作”,猴桃神情生动,精湛的链条工令小小玛瑙“铺陈错彩”,绚烂之极。

陆君玖的《渔童》构图饱满,虚实得当,一派喜气洋洋。设计者重新研究上海牙雕传统“镂空”技艺,尝试以新的审美观将题材、材质处理与技艺表现的传统高扬。

此外,周佳翔的牙雕《一笛横吹万户歌》、刘晓钟的牙雕《王昭君》探讨了工艺美术的意韵之美,司虹的黄杨木雕《我驾铁牛云中走》、余积勇的黄杨木雕《劈浪擒敌》尝试了不对称均衡等形式因素的运用,丁爱莉的镶嵌《渔家的明天》、王维成的立体镶嵌《金鱼》综合拓展了漆雕技艺,张雷的玉雕《菩萨》、徐慧如的玉雕《菩萨》表达了新时代回眸传统题材的深深感悟,而绒绣《毛主席会见白求恩》、《欢迎》、《向日葵》则以特殊材料特殊工艺拥抱了独立绘画的色彩色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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